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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憂郁”卻驚奇

——為經濟學大師立傳的新發現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馬傳景

兩年前，薛曉源博士提出，為了表達對已故大經濟學家的尊敬和紀念，也為了吸引更多年輕人學習經濟學、熱愛經濟學、成為經濟學家，他來畫像，我來作傳，我們合作搞一本《大經濟學家－世界100位著名經濟學家畫傳》。現在這件事完成了，該書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為100位中外大經濟學家作傳，無異于寫一部經濟學簡史。我本以為這是一項沉悶的工程，不成想類似于考古發掘，實際上這是一個不斷發現寶藏、遇到驚喜的過程；一直被我視為畏途的經濟學發展史，原來充滿了引人入勝的故事和鮮活有趣的線索，整個寫作過程頗有點“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云林”的暗喜和心照不宣。

“憂郁”的經濟學與個性張揚的經濟學家

馬爾薩斯對人類的前途持極度悲觀的態度。拜他所賜，經濟學被稱為一門 “憂郁的科學”。因此，人們很自然地認為經濟學家也是一群憂郁而沉悶的人。殊不知，不少大經濟學家個性鮮明，獨立特行，所作所為都在閃耀著人性的光輝。

英國經濟學家小穆勒和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是典型的情種。小穆勒25歲時遇到了一個倫敦商人的妻子哈里亞特·泰勒，一見鐘情。在等待20年后，泰勒成為了寡婦，他終于娶她為妻。熊彼特快30歲時喜歡上了一個12歲的女孩，她是他母親看門人的女兒。他安排這個叫安妮的女孩接受教育，讓她在達到結婚年齡時與自己結婚。熊彼特39歲時與22歲的安妮結了婚，為此他整整等了10年。

熊彼特年輕時曾發下宏愿，要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最偉大的騎師。前兩點他顯然做到了。至于成為最偉大的騎師，他說這太難了。這不妨礙他終生酷愛騎馬。有的書中提到，他經常騎著高頭大馬去哈佛的課堂，成為當時的校園一景。

有的經濟學家天生長了一副硬骨頭，“不事王侯”不屈身，拒絕低下高貴的頭顱。瑞典學派的創始人微克塞爾蔑視社會習俗，因為講課時發表瀆神的言論而坐牢服刑兩個月。在致瑞典國王的教授職位申請書中，因為帶有“國王陛下的最忠順的仆人”之類標準的套語，他拒絕簽字，因而遲遲不能當上教授。

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后，不久就遭到了鋪天蓋地的批判。他拒絕參加批判會，并且接受《光明日報》開辟一個戰場的挑戰：“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而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馬寅初被撤銷了北京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此后幾十年內從政壇和學術界消失。但是他始終沒有被壓垮。馬寅初1982年去世，活到100歲，等到了云開日出。

王亞南任廈門大學校長時，人們說他像老母雞護著小雞一樣，保護著他的學生們。著名數學家陳景潤本是廈門大學數學系的高才生。他畢業后分配到北京的某中學，不適應數學教師的崗位，工作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王亞南得知這一情況后，設法讓他返回母校，讓他安心從事數學研究。后來陳景潤科研取得了成果，中國科學院數學所要調他去工作，又得到了王亞南的成全和支持。憑借“1+2”的大偶數理論科研成果，陳景潤終于登上了世界數學高峰。

天差地別的人生際遇

梳理經濟學說史，不僅每個經濟學家的理論都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寶庫，他們天上地下的人生際遇，也著實令人悵然興嘆：有的玉堂金馬，鐘鳴鼎食，有的則饑寒交迫，窮困而死；有的極盡榮耀，名垂后世，有的則閭巷埋名，不知所終。

英國大經濟學家凱恩斯，立功立言、學問事功、風光無限，在經濟學家中幾乎無人可以企及。他創立的宏觀經濟學與弗洛伊德建立的精神分析法、愛因斯坦發現的相對論，被稱為20世紀人類知識的三大革命。從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對經濟學發展和現實經濟生活一直施加著重大影響。他是1919年巴黎和會英國財政部的首席代表。1944年率英國政府代表團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參與籌劃建立戰后國際貨幣體系，并在兩年后出任世界銀行首任行長。凱恩斯長期擔任《經濟學雜志》主編，英國皇家經濟學會會長，1929年被選為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1942年被封為勛爵。凱恩斯不僅是經濟學家和政府高官，還是銀行家、藝術品收藏家，出任過多家大公司董事，與俄國漂亮女芭蕾舞演員結婚。

歷史上的經濟學家中，既有像凱恩斯這樣的幸運兒，也有不少命運的棄兒。

在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身后，崛起了德國歷史學派。這個學派主宰德國經濟學界長達半個世紀，并頑強地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抗衡。作為這個學派的先驅，李斯特的一生坎坷失意，所有倒霉的事都被他攤上了。他曾被剝奪大學教授教職，一次被德國政府判處監禁而倉皇出逃，一次因卷入財務丑聞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他本意要忠心報國，提出一些經濟改革措施，卻屢屢因此而獲罪。他經營農場和投資血本無歸，以致終生窮愁潦倒。從事科學工作則一事無成。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往往被同道誤解，被政府迫害。1846年11月30日，在德國庫夫施泰因小鎮，晚年的李斯特由于政治失意、疾病纏身、窮困潦倒，對準自己的腦袋扣動了手槍扳機，自殺身亡，享年57歲。

然而，李斯特的同胞艾哈德，無論是作為政治家，還是作為經濟學家，都取得了極大成功與聲望。艾哈德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之父，弗萊堡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還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歷任聯邦德國政府經濟部長、副總理、總理，組織和領導了整個聯邦德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就使聯邦德國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他因此成了聯邦德國 “經濟奇跡”的締造者，并與阿登納總統一起被稱為“德國復興之父”。艾哈德81歲時辭世，聯邦德國為他舉行了國葬。

幾位出生于俄國的經濟學家的不同遭際，特別令人感慨興嘆。康德拉季耶夫是經濟長波理論的創立者，庫茲涅茨是經濟統計分析的先驅，里昂惕夫則發明了著名的投入產出研究方法。他們因為各自的理論貢獻，成為世界級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和里昂惕夫選擇了移居歐洲、美國，先后在世界著名大學任教，在美國政府擔任重要職務，分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選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享有無上的榮耀。康德拉季耶夫是20世紀20年代俄國著名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先后在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任糧食部副部長，擔任前蘇聯重要經濟研究機構負責人，協助制定了蘇聯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他雖然基本贊成斯大林的經濟政策，但反對農業全盤集體化，并批評后來實行的片面重視工業發展而忽視農業發展的政策。1928年被解除職務，兩年后被逮捕。1931年受審，被判8年徒刑。1938年重審，改判死刑，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像他那一代俄國知識分子一樣，康德拉季耶夫死亡的地點不詳，日期不詳，怎樣死的不詳，就那樣人間蒸發了……

經濟學家是否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富人？這真是一個尷尬的問題。的確，歷史上是經濟學家、也是巨富的不乏其人。配第年輕時在愛爾蘭擔任土地勘測員，幾年內就成為擁有5萬英畝土地的大地主，晚年則成為擁有27萬英畝土地的大富翁。李嘉圖25歲時就成為百萬富翁，死前身家達到相當于現在的7500萬英鎊。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等一些經濟學家早年成名，靠出版著作、為報刊撰寫專欄，數錢數到手發軟。然而，也有的經濟學家一生窮困潦倒，“短褐穿結、簞瓢屢空”。蒲魯東創辦“人民銀行”，兩個月后即關張。后因發表詆毀政府的言論，被判3年監禁。出獄后被迫流亡，最后窮困而死。馬克思在倫敦的流亡歲月中，唯一的收入來源是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經濟上處于極度貧困和精神極端痛苦之中，他的7個孩子中只有3個女兒活了下來。馬克思從未通過寫作賺過什么錢。他曾對女婿法拉格說：“《資本論》的稿費甚至不夠付給我寫作時抽掉的雪茄錢”。馬克思主要靠變賣家具、首飾、繼承遺產、接受捐贈和恩格斯的無私資助維持生活。

被埋沒的經濟學大師

經濟學家成名，有幾個必備條件：在合適的地點、合適的時間、用合適的語言發表作品。然而，并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這樣幸運。

學術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與國家的實力和影響密切相關，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說實際上需要國家地位的加持。在歐洲和世界歷史上，整個17世紀和18世紀的一部分時間，是法國的世紀，18世紀早中期到20世紀前半葉是英國的世紀，20世紀后半葉以后，美國成為世界的霸主。因此，魁奈的重農主義經濟學說成為十八世紀前半期流行的經濟理論。18世紀中后期以后的很長一個時期，著名經濟學家多出自英國，如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小穆勒、馬歇爾、凱恩斯等等。20世紀后半葉以來，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大家多出自美國。而屠能、戈森、微克塞爾、明塞爾、卡萊茨基等一批經濟學家雖然對經濟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因為不是來自英美國家，或是其他國家的移民，或者用德語、法語出版著作，或者過于領先于時代，他們的理論有的在死后多年才被發現，有的貢獻被忽視或抹殺，發明權全部歸功于另外的經濟學家。

卡萊茨基是波蘭經濟學家，早在1933年，卡萊茨基就創立了資本主義的動態經濟學，建立了反危機和實現充分就業的理論體系，不僅先于1936年凱恩斯《通論》3年提出了凱恩斯理論的基本內容，而且他的壟斷價格理論、收入分配理論的微觀基礎和動態分析勝過凱恩斯的《通論》。但是，直到逝世后，人們才認識到卡萊茨基經濟理論的價值。凱恩斯從來沒有承認過他提出的宏觀經濟理論與卡萊茨基的工作有任何關系。據說，在瓊·羅賓遜夫人引見下，他們二人曾經見過一面。凱恩斯對卡萊茨基非常冷淡，卡萊茨基出于尊嚴也沒有提起過自己的經濟學發現。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肯定了卡萊茨基的貢獻。

大約在20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微克塞爾就對經濟學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他打通了價格和貨幣理論長期分離的狀態，建立了統一的貨幣價格理論，用以分析經濟周期；他關于公共物品的研究，成為后來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淵源；他提出的克服宏觀周期波動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主張，也是凱恩斯主義的先驅。但是，由于微克塞爾地處偏僻的北歐，他的經濟理論長期沒有受到重視。直到他逝世后許多年，哈耶克等經濟學家才肯定了他的理論是了不起的貢獻。對于微克塞爾的經濟理論貢獻沒有得到充分承認，他的一眾弟子始終耿耿于懷。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就說過：凱恩斯革命只是一種盎格魯－薩克森現象，對于在微克塞爾傳統下成長起來的我輩瑞典學者而言，凱恩斯的著作無論如何不能算是革命性突破。經濟學界還有一個傳言：英國劍橋大學的羅賓遜夫人本來是1975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熱門，結果那一年的獎項卻意外地授給了籍籍無名的康托羅維奇和庫普斯曼。有人猜測，這是瑞典皇家科學院對羅賓遜夫人否認微克塞爾先于凱恩斯建立了宏觀經濟學的報復。

君子好辯：經濟學說史上的大論戰

君子處世，“豈好辯哉？不得已也”。與其他領域的學者相比，經濟學家似乎尤其好辯。一部經濟學說史貫穿著各種論戰。既有不同學派之間的論戰，也有同一學派內部的論戰；既有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之間的論戰，也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內部的論戰；既有針鋒相對的觀點之間的論戰，也有非常相近的觀點之間的論戰；既有具有理論意義、促進了經濟科學發展的有益論戰，也有意氣用事、損害了經濟學聲譽的無謂論戰。在某種程度上，經濟學說史就是各學派之間的論戰史。

經濟學說史上重要的論戰有重農學派與重商學派的論戰、德國歷史學派與英國古典學派之間的論戰、“兩個劍橋之爭”、芝加哥學派與奧地利學派之爭、凱恩斯學派與貨幣學派之間的論戰、20世紀30年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論戰、列寧、盧森堡與第二國際理論家之間的爭論，等等。

在大經濟學家中，哈耶克可謂一生好辯，挑起或參與了經濟學說史上的兩次大論戰。他因為這兩次論戰而名聲鵲起，職業生涯也因為這兩次論戰而黯淡。上世紀30年代初，歐美國家正陷入席卷全球的經濟蕭條。凱恩斯出版了兩大卷的《貨幣論》，提出政府要干預利率，增加貨幣供應和財政支出，以刺激投資和消費，擴大就業，使經濟走向復蘇。當時剛到倫敦經濟學院任教的哈耶克，在校刊上發表文章，激烈抨擊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指出正是由于政府干預了利率，放寬了貨幣供應，扭曲了資源配置，導致了危機。現在凱恩斯提出進一步干預利率，增加貨幣供應，是用錯誤校正錯誤。凱恩斯看到哈耶克這篇長達26頁的書評后，十分生氣，發表文章予以回應，語言也很不客氣。哈耶克和凱恩斯的文章發表后，兩個陣營的經濟學家紛紛加入戰團，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由于凱恩斯當時正如日中天，哈耶克比他小了16歲 ，只是一個無名小輩，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實行了“羅斯福新政”——實質是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這場論戰以凱恩斯完勝而結束。

哈耶克加入的第二場論戰是1933-1936年奧地利學派和社會主義陣營關于計劃經濟的論戰。這次哈耶克的老師米塞斯是主將，哈耶克是助攻。他們認為，在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體系中，生產和消費活動十分復雜，計劃部門不可能掌握全部必要的信息，集中決策必然是低效的、錯誤的，只能實行分散決策。這種論證本身就為計劃經濟留下了“后門”。如果中央計劃部門具備了足夠強大的收集和處理信息能力，實行計劃經濟就有了可能性和合理性。社會主義陣營的主將奧斯卡·蘭格就提出了“計算機社會主義”，與奧地利學派對抗。由于奧地利學派理論本身的不周延和當時蘇聯、東歐國家經濟發展情況蒸蒸日上，與資本主義世界的情況形成了對比，這次論戰中計劃經濟的主張實際上是占了上風的。

兩次論戰后，哈耶克作為經濟學家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轉而從事心理學、法律、哲學等方面的研究，以致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經濟學界大多數人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

在貨幣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論戰中，芝加哥大學的弗里德曼充當了旗手。他關于消費需求取決于長期收入、貨幣數量論以及自然就業率等觀點，都說明了增加貨幣供應對于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是沒有作用的。除了貨幣主義，二次大戰后在美國還產生了供給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理性預期等學派，形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陣營，從不同的角度動搖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基礎。再加上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出現了經濟“滯漲”，凱恩斯主義理論對此無法做出解釋，也沒有應對良方，一時間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似乎在理論上占了上風。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遇到經濟蕭條，各國政府采取的主要還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

至于芝加哥學派和奧地利學派的論戰，“兩個劍橋”（英國劍橋大學和處于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哈佛大學）之爭，以及經濟學界的其他一些爭論，人們認為實際上論戰雙方之間的共同點大于其分歧。這些學派之間曠日持久的論戰，對經濟科學的發展并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

沒有一種經濟學說沒有價值

如果從1621年重商主義者托馬斯·孟的代表作《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發表算起，人們重視經濟學理論探索，已經有300年了。300年間，經濟學不斷發展，重商主義、重農學派、英國古典學派、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學派、新古典綜合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輪番在經濟學舞臺占據主流地位，歷史學派、弗萊堡學派、北歐學派、社會主義經濟學派等也分別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起源上看，經濟學是伴隨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而登上社會科學舞臺的。因而，從根本上說，近代以來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市場經濟的性質及其有效運行問題，經濟學發展也存在著這樣一條主線：亞當·斯密提出和解釋了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有人說，斯密的《國富論》提供了迄今為止70％以上的經濟學知識），以后出現的各種經濟學理論，主要是圍繞斯密提出的問題，增加、補充我們關于市場經濟的知識，糾正我們對市場經濟的錯誤認識，使這門學科逐漸向科學接近。這是近代以來經濟學發展的主流。大致可以說，近現代以來的經濟學就是關于市場的經濟學，其它理論或學派都是支流。學習經濟學、研究經濟學，應當抓住這條主線，否則就會不得要領。

經濟學發展經歷了百川歸海的過程，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關于市場的經濟學，并不意味著300年來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其它探索完全失去了理論意義，原來曾經輝煌或者曇花一現的理論都是有科學價值的。應當知道，主流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既從眾多經濟學支流吸收了營養，也舍棄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材料。

讓我們舉幾個例子看。

今天看重商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已經沒有多少科學價值了。但也不能否認它對經濟學發展的間接貢獻。比如，重商主義者強調了國際貿易的重要性，改變了人們對商人的鄙視，擁有特許經營權的公司成了現代公司的前身等等。同時，重商主義者熱心收集和保留系統的貿易統計數據的做法，也是留給現代經濟學的寶貴遺產。

德國歷史學派否認各個國家之間存在共同的、普遍的經濟發展規律，反對自由貿易，固然是錯誤的，但是出于落后國家擺脫落后狀況的需要，李斯特等人提出要更重視財富的生產力而不是財富的數量，經濟落后國家的政府要干預經濟，實行關稅保護政策，保護本國幼稚產業。對于經濟落后國家，這些觀點仍然具有參考價值。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以及發展中國家要實行替代進口的政策主張，與歷史學派的基本觀點就是一脈相承的。南美國家一個時期實行出口替代政策，的確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新加坡、韓國和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實行同樣的政策，很快進入發達國家和地區行列，成為亞洲“四小龍”。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等南美國家改弦更張，按照“華盛頓”共識，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和開放政策，九十年代以后就開始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和一系列經濟亂象，從此一蹶不振。這是值得深思的。

凡勃倫等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家缺乏完整、嚴謹、邏輯一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他們的著作不像是嚴格意義的學術論著，更像是具有諷刺和揭露作用的文學作品。但不能因此認為制度學派的理論毫無價值和啟發意義。他們反對新古典經濟學尋求所謂的永恒的經濟規律的靜態觀點，提出不僅要關心“是什么”的問題，還要關心“如何到達這里”的問題，因而經濟制度的演進和功能應該是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他們還提出制度不僅包括有形的組織和機構，如銀行、監獄、醫院等，而且包括社會習俗、習慣、法律、信仰、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這些觀點實際上是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理論源頭。

我們要學會尊重歷史，對歷史尤其是思想史不能持輕薄態度。

注：原文載自“經濟學家茶座Teahouse”公眾號，本次發表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