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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口紅利到勞動紅利、工程師紅利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馬傳景

人是萬物之靈長。人口理論與政策，茲事體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馬寅初提出，由于我國人口增長與工業化、糧食增產之間存在著矛盾，需要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由于當時歷史環境等諸多因素影響，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沒有被采納。此后，中國出現一輪人口急劇增加。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人口政策卻出現了一百八十度大轉折，從此實行了長達四十幾年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最近十幾年，又發生一次大反轉，鼓勵生育和人口增長的主張重新占了上風。一些專家包括經濟學家呼吁，人口和勞動力供給下降，不利于收獲人口紅利，不利于中國經濟增長，因而要鼓勵人們多生，增加勞動力供給。與此同時，人口政策也出現了轉向。從二〇一六年一月開始，雙獨二胎政策全面實施，全面放開生育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

鼓勵生育和加快人口增長，是對還是錯，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作為一個經濟學者，無法做出明確判斷。但是，對于一些經濟學家關于人口問題的觀點，我卻有話要說。正如喬治·奧威爾所說，重要的是必須承認一加一等于二。只要運用最基本的常識和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加以分析，就可以斷定：以加快人口增長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是錯誤的。

  人是經濟增長的目的，

不是被收獲的紅利

人是經濟增長的目的，還是經濟增長的手段？這是經濟學的“元”問題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說過：“從事經濟研究，是為了使世界成為普通男女過好日子的地方。”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是改善人們的生活，而不單純是為了財富的增加，是每一個通曉事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也應該是經濟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James Edward Meade, 來源：wikimedia.org）

然而，在一個時期內，僅僅從經濟增長的需要來考慮人口的增長問題，把人當成經濟增長的手段，而不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似乎成為一種傳統，一種天經地義。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勞動力和資本一樣，不過是經濟增長的一種要素。把科學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到經濟增長模型中，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較高勞動技能和科技素養的勞動力更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因此，重視教育發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和科技素質，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需要，而不是人本身的需要，也不是一個社會應有的追求。隨著新古典經濟學逐漸占據了主流地位，我們事實上已經接受了這樣的經濟思維。長期以來，提高人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不再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不過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此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可是不對呀！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政府不是企業，不能把增長速度和效益等經濟指標作為最終目標函數來追求。

新古典經濟成長模型（來源：wikimedia.org）

經濟學其實具有悲天憫人的高貴傳統。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最先揭露了圈地運動的后果，把這種現象叫作“羊吃人”。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也是出于悲天憫人而進行的理論探討。馬克思一方面對資本主義取得的巨大的生產力進步予以高度評價，同時出于人道主義立場，指出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從頭到腳“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強烈譴責了只顧經濟增長和資本家發財而罔顧勞動者健康與貧困的經濟現象，預言不改變這種狀況，資本主義就會自掘墳墓。正因為馬克思經濟學說的人道主義光輝，他的理論雖然一直遭到西方學者的攻擊，但人們對他一直抱有應有的尊敬。應當說，西方理論家和政治家讀懂了馬克思的理論，一百多年來一直在努力調試經濟增長與勞動者利益的關系。現代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古典資本主義的樣貌，就對勞動者利益的顧及而言，毋寧說許多國家的經濟制度已經包含了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把就業當成首要經濟工作目標，從二十世紀初就開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固定資產投資所占比重遠遠低于居民收入。現在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固定資產投資占 GDP 比重一般為20%—25%，經濟發展階段比較落后的印度，這個比重也只有27%，而我國二〇二二年投資占 GDP 的比重卻高達47%左右。

發展經濟學早就發現了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帶來的問題，并對這種經濟思想進行了批評。發展經濟學明確區分了增長和發展，指出有的情況下是有增長，無發展，只能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或者滿足決策者的好大喜功，并不能帶來居民生活的真正改善和社會的真正進步。勞倫斯·克萊因就指出過，生活品質的實質性提高，比 GDP 的增加更有意義。雖然發展經濟學的上述觀點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接受，但許多國家的政府依然對 GDP 的增長念念不忘，情有獨鐘。凱恩斯曾說過，人在四十歲以后就很難再接受一種新的思想。由于增長經濟學比較早地傳入我國，對人們的影響仍然不可低估。

如果把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視為當然前提，人們就不應該為了收獲“人口紅利”、促進和保證經濟增長，一味鼓勵生育和人口快速增長，而應該更重視勞動者收獲“勞動紅利”，包括改善就業狀況、提高勞動者收入、改善勞動者福祉、抑制人口過快增長。

單純的經濟分析表明，人口增長放緩、勞動力市場上供給的相對緊張，對勞動者是有利的。勞動者收入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人口增長率下降、勞動力供給偏緊，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必然消失，而“勞動紅利”即勞動者收入更快增長必然出現。這對勞動者是好事，人們要盡快習慣和學會接受。改革開放以來的前幾十年，我國經濟快速持續發展，社會財富總量迅速增加，但勞動者工資水平提高和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發展的成果并沒有為居民充分共享。根本原因是我國原來人口數量巨大，特別是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待從農業、農村中釋放出來，在很長時間內存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在勞資雙方的博弈中，勞動力的提供者處于弱勢地位，不得不接受較低的工資和收入報酬。近年來，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轉移和人口增長率下降，勞動力市場上發生了有利于勞動者的變化，有些地方和時段還出現了“民工荒”“招工難”現象，勞動者的話語權變大了，農民工和整個就業人群的收入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今后這種現象還會持續。中國的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已經為經濟增長做了幾十年的貢獻，今后使他們更多地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生活處境改善快一點，無論從經濟邏輯上還是從社會倫理上，都是應該的，是合情合理的。

人口數量與經濟增長速度和發展水平

沒有必然聯系

離開經濟學的“元”問題，回到人口增長及勞動力數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鼓勵生育、加快人口增長以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也沒有抓住經濟生活的真實邏輯，是一種低級錯誤。

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都說明，人口絕對數量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縱觀當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人口大國未必經濟發展水平高，人口小國經濟發展水平未必低。無論是看總量，還是看人均財富狀況，都是如此。二〇二二年，美國人口為三點三三億人，GDP 為二十五點七四萬億美元；日本人口為一點二五億人，GDP 為四點二三萬億美元；以色列人口為九百五十九萬人，GDP 為五千二百二十億美元；新加坡人口為五百六十三萬人，GDP 為四千六百六十八億美元；中國人口與印度數量差不多，而中國 GDP 為十八萬億美元，印度只有三點三八萬億美元。

近十幾年，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逐年下滑。發達國家年均經濟增長速度達到3%—4%，大家就會額手稱慶，在我國則會出現諸如失業、財政收入不足等問題。過去的情況是，經濟高速增長就像一床錦被，掩蓋了一些問題，這幾年經濟速度降了下來，很多問題都冒了出來。所以，應該加快扭轉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狀況。但是，試圖用增加人口和勞動力供給來治愈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病灶，卻開錯了處方。一些專家學者之所以大聲疾呼要放開生育、提高人口出生率，主要是因為對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的認知有問題。他們把中國經濟高速持續增長歸結為改革紅利、資源紅利、人口紅利等各種紅利。其實好的經濟學家都會正確地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真正紅利，歸根結底只有改革紅利。我們歷來說中國的基本國情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改革開放前，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這些資源只是潛在資源，而不是現實的經濟資源，只能在那里沉睡，因而經濟發展很緩慢。中國的變化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是改革開放和制度的顯著改進，使潛在資源變成了現實的經濟資源，才帶來了一波經濟發展的高歌猛進。所以，要促進中國經濟繼續穩定持續發展，關鍵是要真正貫徹落實中央的大政方針，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對外開放，而不是寄希望于增加人口和擴大廉價勞動力供應。只有這樣，才能抓住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要害，才能理解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本質。

追求一時的經濟快速增長易，實現經濟長期持續發展難。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取決于一個經濟體的韌性。從當前的形勢看，中國經濟增長難以主要依靠投資拉動了。因為投資的持續增加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市場需求不成問題，二是可以以較低代價不斷獲得先進技術。目前這兩個條件已經不具備。基礎設施投資和制造業投資最終要受到需求約束，隨著基礎設施逐漸完備，投資刺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逐步衰減。同時，到了一定階段必然出現基礎設施投資和制造業投資收益逐步遞減的情況，出現過度投資和無效投資問題，會進一步削弱投資能力。有學者研究表明，目前我國財政投資的“乘數效應”已不明顯，財政投資一百元甚至不能有一百元的產出。那么，靠增加人口能否填補投資不足留下的缺口，促進經濟增長？恐怕不行。在經濟增長趨緩、收入不升反降的情況下，增加人口，只會把大餅攤薄，降低人均生活水平，而不會增加社會消費需求總量。再者，勞動力成長是一個較長時期的過程，很難在短期內增加勞動力供給，獲得人口紅利。為今而計，變主要由投資拉動為消費拉動，是增強經濟韌性的明智選擇。理論和現實都表明，經濟增長建立在國內消費需求擴大的基礎上，比依靠投資拉動更有韌性。因為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更堅實的基礎。已有學者研究指出，當前居民收入每增加一百元，可以產生三百元的總需求，收入乘數效應可達三倍。我們應當進一步樹立經濟增長是手段、人才是增長的目的的觀念，借鑒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做法，下決心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增加勞動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國內需求和市場規模。同時圍繞滿足居民需求，研究開發適合居民需要的產品和服務，使得大部分消費需求可以在國內得到滿足，避免需求大量外溢，為經濟穩定、持續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經濟場景已經轉換，

再度收獲人口紅利的期望必然落空

“星星還是那顆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可是中國經濟已經不是原來的中國經濟，靠人海戰術，已經不能起到原來的作用了。換句話說，現在已沒有可能靠收獲人口紅利來拉動經濟增長。

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后期階段，經濟轉型升級、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成為經濟工作的主線。顯然，主張放開生育、提高人口增長率，以促進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觀點，依據的還是改革開放以來前三十幾年發展階段的狀況和特點，沒有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帶來的根本變化，是靜態分析和研究的結果，已經大大落后于真實的經濟世界。在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實現經濟新發展，更重要的不是增加人口和勞動力數量，而是加快提高人口和勞動力質量。或者如一些學者所說的，下一輪中國經濟大發展和更好發展，要靠第二次“人口紅利”——人口質量的大幅度提升——或稱“工程師紅利”。

由“人口紅利”向“工程師紅利”轉變，體現在勞動力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

改變主要依靠增加各類資源投入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意味著要走集約型、質量效益型的發展道路，必須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在產業結構方面，更加注重發展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高的產業；在各產業內部，重視由產業鏈、價值鏈的低端、上游向高端、下游邁進。顯然，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趨勢是，科技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和企業將逐漸減少，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行業和企業將逐漸增多，并將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逐步走上資本技術密集型發展道路。這個轉變能否完成，主要取決于勞動者整體教育和技術水平能否從根本上得到提高，經濟轉型升級所需要的高素質人力資源能否得到充分供應。可以看出，即使單純出于經濟發展的考慮，面對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要求，一味強調人口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而忽視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就沒有抓住人口和勞動力問題的關鍵，也沒有抓住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關鍵問題。

2012年-2022年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及占全國總人口比重（來源：2022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

干最累、最臟的活，流最多的汗，掙最少的錢，是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寫照。在改革開放早中期，由于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很大一部分農村勞動力處于事實上的失業狀態。與窩在農村比，出來打工掙一份比較低的工資，對于農民工來說也是合算的。農民工可以接受超強度勞動，可以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然而，事情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三、第四代農民工與他們的祖父和父輩已經不是一樣的人。“九〇后”“〇〇后”的農民工，是在國家發展速度最快、財富增長速度最快、生活水平提升幅度最大的時期長大成人的，生活相對優裕，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強烈期盼改變貧窮狀況，只要給錢，什么活都干。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將不再批量提供純體力勞動者，將來的農民工能夠接受的也是類似于操作機械一類的工作，并且要得到相應的收入。鼓勵人們多生育，增加勞動力供給，像原來那樣繼續收獲人口紅利，由于場景已經轉換，這樣的期望必然落空。倒是一些企業家對勞動力供給走勢比較敏感。比如我做董事的建筑企業，正在推行建筑工業化。現在已經有不少建筑工人在工廠上班，在車間工作，制作預制件等不少工作已經遠離建筑工地。建筑現場不少工人的工作是操作機械，把各種預制板塊組裝成橋梁、大樓等，一改原來烈日寒風中幾百上千人揮汗如雨、哈氣成霜，埋頭和泥、砌磚的場景。

注：原文載自《讀書》雜志2024年第5期，本次發表有改動。